苹果酿造酒，在东方重新苏醒
这不是一款新兴的饮品，而是一段被遗忘的古老呼吸，正在寻求它的名字与位置。
我们试图正名的，并非某种“西方舶来品”，而是一种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曾真实存在，却因文化重心转移而长期隐匿的古老酒脉——纯发酵的苹果酿造酒。它不应被误解为啤酒的变种、含酒精的甜水，或是精酿菜单上的一个风味选项。它是与葡萄酒同源的、人类最古老的发酵酒谱系之一：只凭果实，只靠时间，只在静默的呼吸中诞生。
在全球发酵酒的时间线上，以水果直接发酵的“果酒”路径，与以谷物糖化发酵的“啤酒”、“黄酒”路径，自文明伊始便是平行的河流。考古学已确认，在中国的河南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年）出土的陶器中监测到果类有机酸、稻米发酵残留和蜂蜜的成分。这一发现被科学界普遍认为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发酵饮品证据之一。这说明，中国先民在发酵史的源头阶段，就已参与了包含果实在内的综合性发酵实践。
中国的果酒，藏着三千年的果香余韵。先秦时期，中国苹果酒已具备独立形态。在西周时期的墓葬（北白鹅墓葬）出土的青铜酒器液体残留中，经现代化分析被确定为果酒成分。这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可以被明确归类为果酒的出现证据。这意味着，果酒在先秦中国已非偶然尝试，而是进入了礼制、仪式或特定社会场景。中国的果酒从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一水果体系发展，而是更接近多果并存、区域性的存在。
汉代以降，名为“柰”的绵苹果在中原大地广为栽种，从《齐民要术》的栽培记载到民间代代相传的酿饮习俗，果酒与苹果类酿饮的脉络从未中断。
然而，汉唐以后，果酒始终存在，却不再居于中心。进入帝国时期，中国的酒文化逐渐形成稳定结构。谷物酒（米酒、黄酒）成为制度化酒类，与祭祀、税赋、军需、礼制深度绑定。果酒逐步退居为地方区域性、季节性、私人或民间饮品，在文献与诗词歌赋中以葡萄酒、枣酒、梨酒、梅酒、桑葚酒等形态反复出现，更多地承担情绪性、赠与性和私密性的饮用功能。
这并非技术不足，而是农业结构与社会选择使然。中国传统农业长期以粮食为核心，果树更多作为补充性作物，难以支撑单一水果的大规模酒类体系。同时，古代中国酒文化强调饮酒的社会性与权力等级，高酒精度的蒸馏酒更符合这种结构。统治阶级与礼制导向，使谷物酒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而果酒，只是“未被选中”。
进入近现代，断层进一步加深（葡萄酒例外）。工业化的优先发展（白酒、黄酒、啤酒、葡萄酒）使其他果酒被视为非主流、非刚需，技术与文化传承出现“中断”。
当西方苹果酒（Cider）体系被引入时，它面临着一个已被既定品类占据的文化结构，更面临命名的困境：
这种命名偏差形成了认知壁垒，让我们难以正视其数千年传承的本质。反之，一个贴切的名字，是敲开文化接纳大门的钥匙。
我们将其正名为 “苹果酿造酒”。
“酿造”二字，锚定其与黄酒、葡萄酒同属发酵酒的本质尊严；“苹果”明确其本源；“酒”赋予其应有的庄重。这并非简单的译名，而是一次文化的复位，旨在剥离误解的标签，让其回归更本源的语境。
我们并非要填补一段历史空白，也不是复刻西方传统。我们是在尊重并承认这一历史断裂的前提下，做出的一种当代选择：不再与主流酒类竞争，也不甘于被功能化定义。
这是我们对这一古老传统的当代回应——“元息·共生┃苹果酿造酒”，以国光为骨，以山风为息，酿造一杯酒。它不追求刺激与取悦，只愿成为一段安静时间的容器，一个情绪的液态镜像，一位沉默的共生者。
这是一次对古老谱系的当代回应，也是一次邀请：
你是否愿意在一段安静的时间里，
与这抹沉睡千年、终于被重新唤起的东方果香，共处一刻？